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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應該說是第7個，過去我們知道6個，其中包括非典，它們都是從某個哺乳動物、野生動物傳來的，中間有一個宿主，然后再感染人類。”  國家衛(wèi)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在記者發(fā)布會上就新型冠狀病毒發(fā)言到。從非典、埃博拉，再到近期的北京鼠疫、武漢病毒，“人畜共患病”正在越來越頻繁的被公眾所認知。野生動物的疾病為何會出現在人類社會中？這些疫情的發(fā)現和溯源又需要哪些科研和醫(yī)療工作者的合作？我們有幸邀請了一線科研工作者李泓螢為大家講解。

李泓螢 | EcoHealth Alliance的科研工作者，一直以來與國內當地社區(qū)合作，以了解人與動物相互接觸所帶來的健康及生態(tài)影響，并制定相關策略。她從中山大學獲得了生物科學學士學位，從美國埃默里大學獲得了公共衛(wèi)生碩士學位，目前在英國 Kingston 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中國華南地區(qū)的人獸共患疾病風險。泓螢作為 IUCN 穿山甲專家組的成員之一，也活躍于生物保護領域。

我是一家非營利研究機構的科研工作者。我們主要工作是關于新發(fā)傳染病中的人獸共患病，就是說病原體來自于動物，但是可以感染人的疾病。

一個最近的例子是五六年前在西非發(fā)現的埃博拉疫情，病原來自于蝙蝠攜帶的病毒，傳播到人群中，造成了大規(guī)模的死亡，引起了全球的恐慌。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類似的，比如艾滋病病毒，是來自靈長類的野生動物。很有可能是獵人獵殺黑猩猩的過程中，不小心受傷通過血液傳播到的人群中的。

我們熟悉的2003年非典疫情的病原也是來自于蝙蝠；還有比如中東呼吸綜合征、禽流感、尼帕等疫情都是由野生動物所攜帶的病原跨物種傳播到其它動物或人群中引起的。

我參與的大部分項目地都在中國。我在中國做過蝙蝠攜帶冠狀病毒的相關工作，冠狀病毒很經典的一個例子就是當時引起非典疫情的 SARS 冠狀病毒。當時發(fā)生疫情后科學家們開展了流行病學調查，對這些患者的生活史進行調查，發(fā)現很多被感染的患者從事食品加工相關的工作，同時在野生動物市場的果子貍身上找到了這種病毒，于是推斷該病毒是通過和果子貍接觸傳播到人群中的。

但是經過了一兩年的野外調查監(jiān)測，我們的團隊在中華菊頭蝠里找到了這種病毒。就是說，最初大家認為病毒的傳染源是果子貍，但其實是來自蝙蝠，而果子貍只是一個中間宿主。

我們現在對這種病原具體的傳播途徑仍然不是很了解，可能有人抓了個蝙蝠，也有果子貍，兩個籠子疊放在一起，果子貍通過接觸蝙蝠的糞便而被感染，人再去宰殺果子貍，進而被感染。

總之，蝙蝠是自然宿主，所謂自然宿主，就是攜帶病毒，但自己并不發(fā)病，它可以通過它的體液，比如說糞便，把病毒傳播到別的物種，包括人的身上。

萌萌的中華菊頭蝠和果子貍

蝙蝠所攜帶的冠狀病毒有很多種，不僅是上述提到的非典冠狀病毒，還包括很多能夠傳播到其它哺乳動物中，比如豬，并且可以造成嚴重疫情的冠狀病毒。我們的工作就是找出病原并了解它的傳播途徑，這其中就涉及了很多學科的知識，有病毒學、生態(tài)學、動物學、還有社會、行為學等等，最終目的是防止這些疾病的發(fā)生。

工作的第一步是要找到這些病毒在哪里。我們知道蝙蝠是很多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那我們就在不同的蝙蝠種群中做病毒的監(jiān)測，找到那些未知的病毒。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些病毒會不會傳播給人，所以采樣工作都是全副武裝，防護服，眼鏡、口罩、手套全都戴起來。

我們采樣蝙蝠樣本時，需要和獸醫(yī)合作，保證野外采樣的工作不對動物造成任何的傷害；也要和動物學家合作來對動物個體進行形態(tài)學上的物種鑒定，采完樣后我們會在確保動物健康狀況的前提下，盡快把蝙蝠放回去，有時候蝙蝠會出現脫水的現象，我們會喂它一些果汁，直到他們回復體力后放歸棲息地。

采樣蝙蝠實地工作中

除了蝙蝠，我們會對在蝙蝠洞旁邊生活，或者說和蝙蝠有緊密接觸的人群也進行調查，包括有沒有去過蝙蝠洞，或者有沒有通過任何方式接觸過蝙蝠和其它野生動物。舉個例子，如果住在蝙蝠洞旁邊，蝙蝠很可能就飛到屋子里尿尿，污染食物，或者和家禽家畜或人產生間接的接觸。

通過這些調查，來了解人們行為或居住環(huán)境中存在的風險，同時我們也進行一些生物學，比如血清學的調查。我的工作就是了解這些風險，以此來開發(fā)一些降低風險的措施，保護人類的健康。

剛才說的只是中國的例子，其實我們機構在全世界30多個國家都有類似的工作，發(fā)現野生動物攜帶的新病毒，了解其跨種傳播到人群中的可能性，之后通過建模的方式，來預測下一次新發(fā)傳染病的出現。

大家可以看到人和動物接觸只是其中的一個具體因素，在更廣泛的背景下，人口的增長、生物的多樣性，以及城市化的進程、土地使用的變化等等都是影響新發(fā)傳染病出現的因素，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疾病生態(tài)學。

中國、東南亞其實是一個風險非常大的地方，因為我們人口很密集，密集型農業(yè)和城市化發(fā)展得很快，不僅如此，方便的國際旅行使得疾病的傳播更加迅速，病毒是沒有國界的。當然自從非典后，國家也越來越意識到了生物安全疾病防控的重要性。

我們在馬來西亞關于土地使用變化的另外一個例子（馬來西亞種植業(yè)種植棕櫚樹用于生產供應全世界的棕櫚油），簡單的一個道理就是，當人們?yōu)榱宿r業(yè)生產砍伐森林，野生動物便失去了他們的自然棲息地，被迫遷移到和人類居住地更近的地方，這自然地增加了人和動物的接觸幾率，也增加了動物攜帶病原傳播到人群中的幾率。其中各種因素都是相關聯的。

我本身對保護也很感興趣，野生動物貿易也是我在中國關注的一個重點，因為野生動物貿易是人和野生動物接觸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獵殺、運輸、烹飪野生動物等過程中都有可能和病原接觸。因為我的工作不是傳統的生物保護，所以更多地是從公共衛(wèi)生的角度切入。我們以保護公共健康為據，通過提供相應的科學證據，來建議地減少人和野生動物的接觸，減少野生動物貿易和不可持續(xù)性的森林開發(fā)。

也正因為我們期待政策的改變，我們同時會做很多經濟學的研究，因為當我們向政策決策者呈現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同時會關心經濟和發(fā)展。所以需要用數字來說話，比如發(fā)生一場新發(fā)傳染病，可能帶來多少美元的社會經濟損失；或者，如果我們現在花1美元在類似的研究上，可能就節(jié)省了將來疫情爆發(fā)所帶來的多少美元的社會經濟損失。

所以我所在的是一個高度學科交叉口的領域。雖然我主要的研究是在社區(qū)偏社會或人類學，但工作中我需要和很多學數學的、經濟學的、政策、當然還有學病毒的同事溝通；出去采樣，需要和一些獸醫(yī)還有動物學家一起；采集到數據后還要建模分析，就得和很多數據科學家合作，每天都在學習，大家來自不同的領域，都在為一件事而努力。

Q&A

象妹：請問你們做一些實地的調查工作，之后會對當地的政策起到一些影響嗎？

泓螢：目前只是開發(fā)社區(qū)教育的一些小材料，進行社區(qū)或學校教育。但是政策的話，有待研究。這其實也是我博士研究的一部分，去了解中國關于公共衛(wèi)生政策的制定、運作過程、實施、還有主要參與者，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種關系等，因為各個地區(qū)的情況不同。

這算是我工作中的難點之一，目前還在探索中。而科研工作如何對政策產生影響，這是個更大的議題，也因領域而異。但我們項目的基本原則是如果發(fā)現了任何新病原，會在第一時間告之當地疾控中心，通過國家疾控系統上報和處理，而我們在其中提供所需的技術支持。

實地調查中

象妹：泓螢工作中會與獸醫(yī)合作嗎？

泓螢：在中國其實我們很難找到和野生動物工作的獸醫(yī)。以前在中國我也有刻板印象，老覺得獸醫(yī)就是給豬牛羊看病的，但是我來到我們單位才發(fā)現，哇原來獸醫(yī)可以做這么多工作。

我們在中國的野外工作都是通過當地的研究機構來進行的，每一個項目會專門雇一個當地的獸醫(yī)。所有參與野外采樣的工作人員都需通過一系列的培訓。一些工作一般，比小型蝙蝠采樣，經過培訓的野外人員就能搞定，但是比如說對一些大型的嚙齒類如竹鼠進行采樣，要先麻醉才能進行，這時候就需要專業(yè)的獸醫(yī)進行或在獸醫(yī)的監(jiān)督下進行。

實地采樣中

其實我覺得，從十多年前的非典開始，中國的野外工作團隊有很大的一個成就是，大家都明顯提高了對動物保護的意識。因為大部分做病原發(fā)現的人不是獸醫(yī)，也不是動物學家，而是病毒學家，所以他們對動物保護的意識并沒有那么強。甚至一開始我也不在乎這個動物福利的問題。

但是當我們團隊的培訓開始后，很多其他的團隊也意識到了動物保護的問題，這一點還是蠻欣慰的。中國很需要這樣的獸醫(yī)人才，因為和野生動物工作，或是做這種病原研究，是非常需要獸醫(yī)的。

象妹：在人畜共患病的疫情出現時，比如去年北京城出現了鼠疫，您覺得滅殺攜帶病原體的野生動物是控制疾病的好方法嗎？

泓螢：我們目前也遇到了這個問題，我個人覺得滅鼠是沒有必要的。對于我們做生態(tài)的來說，滅殺這些動物并不是一個最優(yōu)的選擇。后續(xù)的報道中了解到北京的老鼠中并沒有攜帶病原，所以沒有必要滅殺，盲目的滅殺會破壞當地的生態(tài)鏈，有可能導致嚙齒類的天敵減少。

所以談到鼠疫和滅鼠，滅鼠其實是在疾病發(fā)生后來作出的應對措施，但我們更想做的是在疾病發(fā)生前就做好準備，所以需要更多地了解這種疾病的生態(tài)，再運用一些更數學的方法來做預測和預防。對于疾病來說，預防是更重要的。

就像我們常接觸的蝙蝠，我可以說蝙蝠是絕對是不應該去殺，不應該去滅的。在中國，因為很多旅游業(yè)的開發(fā)或者修路，造成很多吃蚊蟲的蝙蝠的棲息地在不斷地減。據觀察，蝙蝠的數量每年都是在減少的。而很多吃水果的蝙蝠對于農業(yè)有很高的價值，很多人愛吃的榴蓮就是靠蝙蝠傳粉的。

所以我們在工作的過程中，也非常的謹慎。像在做一些宣傳或是采訪的時候，我們都會強調，其實疾病的發(fā)生并不是動物的錯，蝙蝠沒有錯，因為這個病原在它身上并不會引起什么疾病，它也沒有有意去傳播給人類。

蝙蝠：我不是故意的~

真正的問題在于人的行為。這也是為什么我覺得人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的一些行為才導致這種疾病的發(fā)生。所謂的 one health 的概念，就是人和動物還有環(huán)境其實是息息相關的，任何一個部分不健康了，都會影響到其它部分。所以整個生態(tài)的健康是一體化的，每個部分都非常的重要，都需要去關注，去研究，去保護。

象妹：One health 的概念涵蓋了環(huán)境健康、人類健康和動物健康的內容。您怎么理解這個概念？

泓螢：one health 這個概念還算比較新。但是因為它比較新，據我的了解和觀察，目前談論這個概念的人遠遠多于在實踐這個概念的人。真正能做到的還是很少，不過不是大家不愿意做，只是不好做。因為涉及到野生動物、環(huán)境、人，還有家養(yǎng)動物，這其實是一個多部門合作的概念。目前的狀況都是各做各的，比如說農業(yè)的人在做家禽家畜的，疾控的人在做人的，一批環(huán)境的人在做環(huán)境的，野生動物那塊就更少有人關注了。

© Wikipedia

一個完美的 one health 的疾病調查，是我去到一個地方調查野生動物，調查家禽家畜，調查人，我還要從環(huán)境中采樣進行調查，從人力財力上來說，這就很難做到。雖然難，但也在緩慢的實踐中進行。這個概念現在被越來越多的中國的科學家認識到了，但是還需要更多的合作。

象妹：您如何看待這次的武漢病毒疫情？

在國家衛(wèi)建委和相關專家對這次疫情的更新和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多部門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從最初疫情的發(fā)現和控制、到最近的研判、還有在持續(xù)開展的治療和溯源，有一線的醫(yī)護人員、流行病學家、病毒學家、以及和市場動物貿易相關的畜牧林業(yè)部門都參與到了其中。而且病原是沒有國界的，可以隨著人口的流動而傳播，其中涉及到了海關和交通部門，國際之間的交流也尤為重要。

報道中也明確表明了這次出現的疾病和野生動物動物有關，所以除了持續(xù)的監(jiān)測及時發(fā)現病例和進行治療以外，接下來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是從經由動物傳播而來、如何傳播、是通過什么樣的風險行為、病毒在從自然宿主到中間宿主再到人身上的過程中，是否會因為環(huán)境和宿主的不同產生變異，等等。這些都有待于來自不同部門的專家的參與和解答，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